他七岁时开始读私塾，三年便读熟了《四书》、《五经》。十至十二岁在蓬溪县白塔寺出家，拜定光法师为师，深得定光师爱护。出家后仍背着书包念完了小学，写出了《小沙弥的新年》一文载于当时的蓬溪县报上。十三岁至十五岁时，到四川南充集凤王恩洋先生创办的龟山佛学院学习。王恩洋先生在“如何做人，如何完成做人的品格”方面，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奠定了他深厚的儒学基础。
1936年，惟贤法师到重庆缙云山，考入太虚大师创办、法尊法师主持教务的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成为汉藏教理院最年轻的一名学生。在汉藏教理院，他由普通班升至专修班，循序渐进地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佛学基础。此时的惟贤，学识精深，才华横溢，诗文并茂，并会藏语、英语，他频频在《海潮音》、《佛化》周刊上发表唯识、因明诸多论文，深得太虚大师、法尊法师的喜爱和器重。尤其是太虚大师对惟贤耳提面命，更是给予了他极大的教益。
1938年，法尊法师为惟贤授沙弥戒。
1941年于汉藏教理院毕业，同时依止雪松法师受比丘戒，开始弘法事业，随雪松法师在开县创办了大觉佛学院，先后任教授、教务主任、副院长等职。同时创办并主编《大雄》月刊，著有《心经讲录》、《唯识纲要》、《因明纲要》、《淡泊诗集》、《大觉诗稿》、《中国佛教青年之前途》等著作和刊于全国佛教报刊杂志上的若干佛教学术论文。
建国初，法师任重庆能仁寺佛化学校教导主任兼重庆市佛教协会筹备工作组秘书长。1954年蒙冤受屈，在铁窗里度过了二十六年零十个月的漫长岁月，法师靠的是患难中的真情和坚定不移的信仰撑过劫难。
1980年，法师回到重庆慈云寺，领时命、顾大局、理万机，投入到弘法利生的繁忙工作中，先后创办“佛教希望工程”，成立“佛教慈善功德会”，创办“母亲工程”，开办僧伽培训班等。
近二十多年来，老法师曾先后参访过日本、泰国、新加坡、韩国和美国等国家，多次参加佛教学术、佛教文化方面的交流会议。在传戒、讲经说法等弘法事业方面，除了重庆、四川各地以外，他还多次应邀到深圳、上海等地，先后讲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楞严经》、《阿弥陀经》、《大般若经》、《法华经》、《十善业道经》、《普贤行愿品》、《华严经》等经典，著作有《惟贤法师诗文集（全三辑）》、《般若与人生》（已出版）、《法华经说什么》（已出版）、《唯识札记》（已出版）等。
2000年，老法师参访尼泊尔，任中国佛协代表团副团长。
2002年7月19日（农历六月初十），日理万机的惟老在接电话时，不慎摔断了左腿，左腿股骨骨折了，做手术换了人造骨头，8月20日即能下地行走，9月16日居然还能来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2005年，为了响应“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号召，85岁高龄的惟老，来到北京，走进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就“佛教哲学的现实意义、佛法的弘扬与构建和谐社会”发表专题演讲。他谈到“和谐本身就是传统文化——儒家、道家、佛家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和谐，就必须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老法师精通三藏，深研经论，博学多闻，他亲近一代佛门领袖太虚大师将近十年，除了“立品立德立行”外，还深得太虚大师“八宗平等、人生佛教、菩萨学处”思想心印真传，始终如一的以太虚大师思想为指导，按照太虚大师的志向在努力，践行人间佛教。他极力强调佛法弘扬一定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机制宜，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契机契理，与所处的社会形态、社会环境、社会背景相适应，在“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此三句话出自密宗经典《大日如来灌顶经》）的原则指导下，发扬“莲花精神”，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社会各项事业建设，为当前社会服务，为现实人生服务，启迪人生智慧，为人们消除烦恼，解除身心病苦。
他不辞辛劳，为法忘躯，四处应邀传戒、讲学、参访、弘法，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为佛教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为佛教人才的培养竭尽全力，为佛教慈善工作的开展四处呼吁，为构建和谐社会尽心尽力！其所到之处，作狮子吼，宣妙法音，处处展示着敏捷的才思、严密的逻辑和健康、饱满、与时俱进的精神。其才华横溢不减当年！其广博的悲心可昭日月！
老法师丰富的学识，广大的慈悲心，超凡的智慧，圆融的佛学思想，被佛教学术界尊称为“当今唯识学泰斗”，当代佛门高僧。现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重庆市佛学院院长、重庆市反邪教协会副会长、重庆慈云寺方丈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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