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与他的启示

 

联合国首次卫塞节庆祝典礼上的发言

2000年5月15日

[作者]菩提尊者

[中译]良稹

TheBuddhaandHisMessage

byBhikkhuBodhi

 

目录

前言

佛陀的诞生

求悟

佛陀教导的目的

教导的方法

入灭与后续

佛陀的教导对当今世界的启示

 

 

 

前言

　　首先，我要表达自己参加本次联合国庆典的愉快心情，卫塞节在国际上首获承认，是一个吉祥的事件。我虽身着上座部佛教僧侣的袈裟，却非是亚洲佛教徒，我是纽约本地人，生长于布鲁克林区。在人生前二十年里我对佛教一无所知，二十岁出头时开始对佛学产生兴趣，视其为有别于现代拜物主义的富有意义的另类选择。之后的年月里，我的兴趣不断递增。完成西方哲学的研究课业之后，我在斯里兰卡出家，成为一名佛教僧侣。我在斯里兰卡度过了成年生活的大部分岁月，能够回到故土，在这个盛会上发言，我感到特别高兴。

　　卫塞节是纪念佛陀诞生、觉悟与入灭的日子，根据传统记载，这几个日子都落在五月的满月日。自公元前五世纪以来，佛陀始终是亚洲之光，作为一位精神导师，他的教化所照之处，西至喀布尔山谷、东传日本、南及斯里兰卡、北通西伯利亚的广大疆域。在佛陀的卓越人格影响之下，产生了一个以崇高伦理与人道理想为指南的文明体系、一个富有活力的精神传统，它使百万人的生命，因亲证人类的最高潜力而尊贵非凡。他的优美形象，曾经是文学、绘画、雕塑、建筑诸领域展现其辉煌艺术成就的中心主题。他的温和而神秘的微笑，启示着深邃的智慧，由此衍生出成卷成库的文稿与论著。随着当今全世界了解佛陀并受其吸引者愈来愈多，一个跟随他的圈子在不断扩大，已开始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因此，联合国每年专设一日，纪念这位具有伟大智慧与无限仁心的人、这位被多少个国家的千百万人尊为宗师与导师的人，我认为是很合适的。

 

佛陀的诞生

　　卫塞节纪念的第一个事件，是佛陀的诞生。我在这部分谈话里，打算不仅从历史角度，也从传统佛教的角度回顾佛陀的诞生——藉以表明该事件对佛教徒自身的意义。我们以传统佛教的眼光看待佛陀的诞生，必须首先考虑这个问题:“佛陀是什么?”众所周知，“佛陀”这个词非是一个姓名，而是一个尊称，意思是“觉悟者”、“觉醒者”。这个尊称被加诸于悉达多-乔达摩，一位公元前五世纪在印度东北部生活与教化的印度圣人。从历史角度看，乔达摩正是人称佛教这个精神传统的创始人。

　　然而，从古典佛教的传统意义上看，“佛陀”一词的内涵，较之一位历史人物的头衔要广泛得多。这个词所指的，不仅是生活在某个特定年代的一位宗教导师，而是指一类人、一类典范，在宇宙纪元中有过多次先例。正如“美国总统”的头衔不仅指比尔-克林顿，也指任何就任美国总统的人，“佛陀”的头衔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类“灵性职称”，适用于一切达到佛陀境界的人。因此乔达摩佛只是佛陀的精神承传系列之中一位最近的成员，这些佛陀的生存年代，从幽暗的远古，直趋无际的未来。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对佛教宇宙观有所涉猎。佛陀教导说，宇宙并无可究的时间起点:不存在原点，不存在创世纪的初端。在无始无初的纪元之间，有诸多宇宙在产生、发展、分解，接下来，新的宇宙系统依照同样的生灭法则继续。每一个宇宙由诸多的存在空间组成，在其中居住着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我们自己的有情生灵。除了我们熟悉的人界与动物界之外，还存在着高于我们的诸层天界，那里有天界的喜悦，同时也存在着低于我们的空间，即那些痛苦悲惨的黑暗域界。居住在种种域界的有情生灵们，以重复不间断的生命，度过一生又一生，这个过程称为轮回，意为“继续漫游”。这种毫无目的、一生又一生的漫游，受我们自身的无明与执取所驱动，重生的特定形式取决于我们的业、善行恶行、以及身、语、意的愿力。有一种客观的道德准则主宰着这个过程，确保善行带来愉快的来世，恶行带来痛苦的来世。

　　在一切生存界里，生命无常，同样经受衰老、腐朽、与死亡。哪怕在天界，虽有长寿极乐，生命也非永恒。每一种生存终将结束，继之以重生他处。因此仔细看来，一切轮回生存都具缺陷，带有不完美的特征。它们不可能提供稳定、安全的喜乐与安宁，因此不能为苦的难题给出终极解答。

　　然而，在轮回缘起的域界之外，还有一个喜悦与宁静的完美域界或状态，有着彻底的精神自由，这个状态哪怕就在当下不完美的世界里，也能实现。这个状态称为涅槃，指的是贪、瞋、痴之火的“熄灭”。并且，从轮回的痛苦走向涅槃的喜乐，存在一条路，一条修持之路，把我们从无明、执取、与束缚的循环往复，带到非缘起的宁静与自由。

　　多少纪元以来，这条路已湮没于世、久久无闻，因此涅槃之路不可探寻。然而时不时，世间有人，藉着独自的努力与敏锐的智慧，找到已埋没的解脱之道。找到这条道后，他一直走到底，彻底领悟了世界的真相。之后他回到人间，把这个真理传给他人，让这条通往至乐之路，再现人世。行使这个功能的人，便是一位佛陀。

　　因此佛陀不仅是一位自悟者，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位解悟者、一位世界的导师。他的作用，是在灵性的黑暗年代里，重新发现业已湮没的涅槃之路，达到圆满的灵性自由，并向世界传解这条路径。他人也得以踏着他的足迹，证得解脱。佛陀并非唯一成就涅槃的人。所有那些跟随他的足迹走到底的人，也达到了同样的目标。这样的人称为阿罗汉，即“有价值者”，因为他们已灭尽一切无明与渴求。佛陀的独特，在于重新发现了真相的终极原理——法，并且确立了一个“药方”或者说精神遗产，把教导保存下来、传给后代。只要这个教导还在，那些接触教导者、走上正道者，便能按照佛陀的引导，达到目标、成就大善。

　　为了有资格成为佛陀、成为世界的导师，有志者必须经历不可思议的漫长岁月与无数次重生，方成就预备过程。在这些前世里，未来的佛陀称为菩萨，即有志于彻底觉悟者。在每一世里，菩萨必须以无私的善行与禅定努力，训练自己成就佛陀的基本素质。根据轮回的教导，我们出生时的心智非如白板一块，而带着宿世形成的一切品质与心性。因此，成就一位佛陀，需要彻底完善一切道德与灵性品质。这些品质称为波罗蜜，即超世的美德或完美。不同的佛教传统所列的完美品质略有不同。在上座部传统中有十项:布施、戒德、出离、智慧、精进、忍耐、诚实、决意、慈心、平等无偏。无数纪元里，一世又一世、每世生命里，菩萨必须多方培养这些崇高的美德。

　　激励着菩萨成就如此崇高波罗蜜的动机，乃是慈悲之愿，他要把通往不灭与无上寂止的涅槃之道传给世界。对众生深陷苦网的无限慈悲之心，滋养着这个愿望，也是菩萨在世世代代里完善波罗蜜的动力。只有一切波罗蜜具达顶峰，他才有资格证得无上智慧，成为一位觉悟者。因此，佛陀的人格，代表着十项波罗蜜素质。如精雕细琢的宝石，他的人格体现着一切优秀品质的完美平衡。在他身上，这十项品质具达顶峰、融为和谐的整体。

　　这便解释了为什么佛诞日对佛教徒具有如此深刻而喜悦的意义。佛陀的诞生不仅标志着一位伟大圣贤与伦理导师的升起，而且标志着一位未来世界导师的诞生。因此我们在卫塞节庆祝佛陀的诞生，是庆祝他经过无数世努力，圆满成就一切波罗蜜，使他有能力把这条通往最高幸福与宁静之道，传授给世界。

 

求悟

　　我现在从古典佛学的高峰，下行到人类历史的平原，简单回顾佛陀的生平，直至他的证悟。这样我得以简要总结他的教导要点，侧重特别与今日相关的部分。

　　首先我必须强调，佛陀出生时并非一位觉悟者。虽藉宿世努力，已具足觉悟资格，他必须首先经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奋争，才得以亲证真理。这位未来的佛陀出生于喜马拉雅山脚附近、今为尼泊尔南部地区的释迦小共和国，他的名字是悉达多-乔达摩。我们虽不了解佛陀生平的确切年代，许多学者相信他生活在公元前563到前483;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他的生活年代要迟一个世纪左右。传说中他是一位强大君王之子，实际上释迦国是一个部落共和国，他的父亲可能是长老资政院的首领。

　　作为王族青年，悉达多王子在优裕环境中长大。十六岁时娶了美丽的公主耶输陀罗为妻，在首都迦毗罗卫过着舒适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子却越来越陷入沈思。困扰他的，却是我们凡夫习以为常的，也就是那些有关人生目的与意义的迫切大事。人活着，只是为了享受感官娱乐、获取财富地位、执掌权柄?还是除了这些，另有一类超世的、更真实更有意义的追求?二十九岁那年，在对生命的困苦现实作深思熟虑后，他得出结论，较之执掌王权的前途与世俗责任的召唤，寻求觉悟更为重要。于是，正当人生青壮年期，他削发剃须，披上土黄色僧袍，开始了出家者的云游生涯，寻求从生、老、死的轮回中解脱之道。

　　这位王族的苦行者，首先找到当时最著名的灵性导师求学。他掌握了他们的教导与修行传统，但很快意识到，这些教导并不指向自己所求的目标。接着他走上自我折磨的极端苦行之路，几近死亡。就在前途渺茫那一刻，他想到了觉悟的另一条出路，一条在适当照顾身体与继续禅定、深入探索之间达成平衡的道路。他后来称这条路为“中道”，因为它避免了耽于官感之乐与自我折磨这两个极端。

　　经食物滋养、体力恢复之后，有一天他来到伽耶城附近、尼连河畔一处美丽的所在。他坐在一株树(后称菩提树)下，发愿不达目标决不起身。夜幕降临，他进入越来越深的禅定层次。根据记载，他的心完全寂止，在入夜的第一个更次里，回顾了自己的前世，一直追溯到多少纪元前;在入夜的第二个更次里，他获得了“法眼”，看见无数生灵入灭，依各自业力走向重生;在最后一个更次，他洞察了生存的至深真相，即现实的根本法则。黎明破晓，树下坐着的已不再是一位寻求开悟的菩萨，而是一位佛陀、一位完全的觉悟者;他已揭除了无明最微妙的面纱，就在此生证得涅槃(theDeathless)。根据佛教传统，这个事件发生在他三十五岁那年、五月卫塞月的满月夜。这便是卫塞节纪念的第二件大事:他的证悟。

　　新近觉悟的佛陀在这株菩提树附近停留了数周，从各个角度思考自己发现的真理。之后，他朝这个世界凝望，看见仍深陷于无明泥沼的世人，受慈悲心所感，决定走出来教导解脱之法。其后数月之间，他的追随者迅速增长，苦行者与居家者们听说有新的解脱之法，便来到觉悟者跟前请求归依。佛陀每年，甚至在老年，始终在印度东北部的乡村城镇之间漫游，耐心教化所有愿意谛听的人们。他建立了一个僧伽团体，继续传播他的讯息。这个团体至今活着，或许可与大雄教并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性机构。他也吸引了许多居家人，成为世尊与僧伽的敬信护持者。

 

佛陀教导的目的

　　佛陀的教导在印度东北部社会各界何以传播如此之快，这个课题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对当前也有着相关性。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佛教正在对越来越多的人，无论东方西方，产生着强烈的吸引力。我相信佛教引人注目的成功与其在当代的吸引力，主要可从两方面理解:一个是教导的目的，另一个是教导的方法。

　　在目的方面，佛陀使他的教导内容直指人生的关键难题，也就是苦，而不依赖于典型宗教的神话与神秘感。他进一步保证说，追随他的教导一直走到底的人，会在即时即地证得最高的喜乐与宁静。除此之外其它一切问题，譬如神学教条、形而上学的细枝末节、以及崇拜仪轨，佛陀将其置于一边，认为它们对目前的任务，即心从束缚与羁绊中解脱，并无关系。

　　法的这种实用特点，在佛陀总结的解脱道主要公式中很明确，这便是四圣谛。

　　(1)生存为苦

　　(2)苦来自执取

　　(3)苦的消解来自去除执取

　　(4)苦的止息有一条道路

　　佛陀不仅把苦与从苦中解脱，作为教导的焦点，而且在解决苦的方式上，表现出杰出的心理洞察力。他把苦的根源追溯至我们内心，首先找到欲望与执取，之后进一步找到无明，即对真相的原始无知。既然苦从我们自己的内心升起，那么治疗之道必须在内心实现，即弃绝杂染与迷幻、对现实获得洞见。佛陀教导的起点，是未悟之心，紧攫于自身的疾病、忧虑、悲哀，而终点则是觉悟之心，喜悦、光明、自由。

　　为了从教导的起点与终点之间建立起桥梁，佛陀提出一条由八个因素组成的清晰、准确、可修之道。这当然是八正道。这条道起始于(1)对于生存基本真理的正见。(2)接受训练的正确动机。接下来是三个道德因素:(3)正语，(4)正业，(5)正命，再接下来，是有关禅定与心智培养的三个因素:(6)正精进，(7)正念，(8)正定。当所有八因素达到成熟时，这位弟子会洞穿生存的真相、证得道果:即圆满的智慧与不可动摇的心解脱。

 

教导的法门

　　佛陀的教导方法，其特点与目的密切相关。最有吸引力的特点与其心理倾向有关，那就是强调依靠自己。对佛陀来说，解脱的关键在于心意的纯净与理解的正确，因此他反对依靠他人救赎的想法。佛陀并不自称有神性，也不宣称是救世主。反之，他称自己是一位向导与老师，指明弟子必须行走的道路。

　　由于智慧或者说洞见是解脱的主要工具，佛陀始终要求弟子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跟随他，而不是不经质疑地盲从盲信。他邀请发问者以自己的逻辑与智力审查他的教导。佛法与教导是经验性的、必须亲证直悟、而不是只信即成的口头教条。一个人走上修行之路，他会经历增长的喜乐与安宁，在沿着标记分明的路上进步时，这些觉受在扩大与加深。

　　原始佛教给人印象最深刻之处在于其晶体般的透明度。佛法开放而明晰、简单而深刻。它把伦理的纯净与逻辑的严格相结合、把崇高的远见与生活经验的印证相结合。尽管对实相的彻底洞察有阶段性，但是教导的初始原理，如果我们把它们视为思考指南，是当即明显易懂的。成功地掌握了每一步，自然引向更深层次的理解，最终达到至上真理的证悟与涅槃。

　　由于佛陀关心的是人类一切难题中最普遍的苦，他使自己的教导有普遍性，针对一切人类成员。他为古老的印度社会里各阶层人士:婆罗门教士、王子、商贩、农夫、甚至贱种姓者，开启了解脱之门。作为这个普遍性的一部分，佛陀也把教化之门朝女性打开。正是法的普遍性，使之得以传至印度地域之外，成为一门世界宗教。

　　有些学者把佛陀描绘成世外仙人，对世俗生活的困境根本无动于衷。然而，不带偏见地读一读早期佛教经文，会看出这个观点缺乏根据。佛陀不仅为僧尼们传授了禅修之路，也为生活在世间的男女居家众传授了一套尊贵的理念。实际上，佛陀在印度宗教界之外的成功，一部分原因可归结为他为居家弟子提供的新模式，即世人应毫不动摇地坚持佛法体现的价值观，把它与繁忙的家庭生活与社会责任结合起来。

　　佛陀对居家人提出的道德准则由五戒组成，要求戒杀生、偷盗、不当性事、妄语、及使用醉品。心灵的内在素质在这些戒律的约束下，体现出伦理上积极的一面:对一切生灵的慈爱与同情、与他人相处时的诚实、忠于婚姻誓言、言辞可信、心智清醒。除了个人戒德之外，佛陀还为家长与子女、夫与妻、雇主与雇工，列出了伦理准则，目的是倡导社会各阶层奉行和谐、平静、善意的准则。他还对君王们解说他们对民众的职责。这些经文表明佛陀是一位敏锐的政治思想家，他深刻地理解只有掌权者把民众福利置于私人利益之前，政府与经济才能蓬勃发展。

 

入灭与后续

　　卫塞节纪念世尊生平的第三件大事是他的般涅槃，即逝世。佛陀最后时日的故事，在大般涅槃经中有着生动感人的详述。佛陀传法四十五年不怠，在八十岁时意识到即将辞世。临终时他拒绝任命一位个人继承者，而是告诉比丘们，在他死后，法是他们的指导。对那些悲痛难遏的弟子们，他重复了无情的真理:无常主宰着一切缘起事物，包括觉者的色身。他邀弟子对教导与正道发问，鼓励他们为涅槃而精进修持。之后，他以彻底的平静，安然进入了“不再缘起的涅槃。”

　　佛陀入灭三个月后，五百名已觉悟的弟子在王舍城集会，将他的教导汇集流传后世。这些经文的编集，为后代提供了教义的标准版本，作为指导的依据。佛陀入灭后的两个世纪里，他的教导继续传播，其影响大部分依局限于印度北部。接着在公元前三世纪，有一个事件改变了佛教的命运，使它开始成为世界性宗教。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君主阿育王，在经历了一场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血腥征战之后，转向佛教以平息良知的痛苦。他从佛法获得灵感，开始贯彻一套建立在公正、非暴力、非压迫基础上的社会政策，他把这个新政策的法诰，镌刻于全国各地的石碑石柱上。阿育王尽管笃信佛教，却不把个人信仰强加于世人，而是提倡印度人共同拥戴的法的观念，即善行使生活幸福，死后有好的重生。

　　在阿育王的护持下，比丘们在首都集会，决定向整个印度次大陆及以外地区派遣佛教使者。这些使命中于佛教后续历史最有成果的，是由阿育王之子摩晒陀比丘率领前往斯里兰卡的传法使团，他的女儿僧伽密陀比丘尼随后亦前往彼处。这对王室儿女给斯里兰卡带去的上座部佛教，盛行至今。

　　印度本土的佛教经历三个阶段的演变，形成了三个主要历史形式。第一阶段，原始佛教向各方传播，教系分裂成十八个宗派，细节上各有差异。唯一保存下来的是上座部佛教，在早期曾于斯里兰卡或东南亚其它地区埋下根系。相对地远离印度次大陆影响佛教变更的因素，它在这里得以生存发展。在今天，上座部佛教盛行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和寮国。

　　从公元前一世纪起，出现了一种新的佛教形式，提倡者自称大乘佛教，表示与他们称之为小乘的早期派系有所不同。大乘佛教者把菩萨的事业作了更多注解，并把成为菩萨当作佛教徒的普遍理想，提出了对智慧的全新解释，即对一切现象的终极本质——空性(shunyata)的洞见。以大乘经文为灵感，龙树、无着、世亲、法称等杰出的思想家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哲学体系。对于普通信众，大乘经文讲的是天界诸佛与菩萨对虔信者的救助。大乘佛教在其早期的公元一到六世纪传到了中国，从那里又传至越南、朝鲜、和日本。从这些土壤中，佛教孕育起新的派系，较之原始的印度形式，更适于远东人的心理。这些派系中最有名的是禅宗，它如今在西方广为流传。

　　在印度，大约公元八世纪，佛教在演变中产生了第三个历史形式——金刚乘，以被称为密乘(Tantras)的隐密经文为基础。金刚乘佛教接受大乘佛教的教义，辅以幻术仪轨、神秘象征、和复杂的喻伽修持，目的是为了加速觉悟的步伐。金刚乘佛教从北印度，传至尼泊尔、西藏及其它喜马拉雅山地国家，如今盛行于西藏佛教。

　　在佛教漫长的传播历史中，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能完全以和平方式赢得所有信众的拥护。佛教的传播始终以师传与榜样形式进行，从不示以武力。佛法传播的目的，从不在于赢得信众，而在于向人们传授一条获得真正喜乐与宁静的道路。无论哪个国家地区的人们，在接纳了佛教之后，对他们来说，它不仅成为一门宗教，而且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源泉。以它为灵感，在哲学、文学、绘画、和雕塑领域曾产生过杰出的作品，其价值不输于任何其它文化的衍生品。它塑造了社会、政治、与教育机构的形式，为统治者与民众提供指南，影响着追随者的生活道德、习惯、与礼节。从斯里兰卡、到蒙古、日本，不同佛教的文化形式虽各有特点，它们都渗透着细微然而无可错认的佛教的独特风格。

　　佛教在印度消失后，许多世纪以来，佛教不同派系的信奉者几乎完全隔离，相互间很少了解对方的存在。然而，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不同传统的佛教开始相互接触，了解其共同的佛教特征。如今在西方，佛教主要三乘的追随者共存于同一地理区域，这是自印度佛教衰退后的首次现象。这个密切关系注定会产生融合，或许还会衍生不同于所有传统形式的佛教新风格。西方的佛教依然年轻，难以作长远预测，但我们可以肯定，佛法会在这里久驻下去、与西方文化相互接触，希望双方从中得益。

 

佛陀的教导对当今世界的启示

　　在谈话的最后这个部分，我想简略地讨论佛陀的教导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我们正站在一个新世纪、新千年的开端。我发现特别有意义的是，佛教对于诸学科，从哲学、心理学、到医疗学和生态学，均可提供有益的启示与方法，却不要求采用其资源者把佛教作为一门完整的宗教来接纳。我在这里打算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佛教原理在公共政策的应用上。

　　尽管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已取得巨大进步，多方面大幅度改进了生活条件，我们仍发现自己面临全球性困难，即便下最大决心在现有体系中改良，也难以克服。这些难题包括:地区性种族与宗教的爆发性紧张局势;核武器装备继续扩大;对人权的藐视;贫穷差距继续加深;毒品、妇女与儿童的国际性走私;地球天然资源的衰竭;环境的衰退。我们站在佛教立场上整体观想这些问题时，感觉最突出的一点是，它们基本上均属病态症状。外表多样性之下，乃是同一根源的诸多表现，这是一种根深蒂固、污染社会机体的精神癌症。这个共同的根源或许可以简要描述为，把狭隘、短期的个人利益(包括我们碰巧归属的那个社会或种群的利益)，置于更大范围人类集体的长期利益之上。不把人类内心的强烈欲望揭示出来，社会诸弊端便得不到充分解释。太多情形下，是这些欲望驱动我们追求分裂而有限的目标，哪怕这些目标最终导致自我毁灭。

　　佛陀的教导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富有价值的工具，助我们脱离这个陷阱。一个是对人类苦难其心理源泉的冷静分析;另一个是籍心智训练解决困难的明确道路。佛陀解释说，人类生活无论在个人还是社会领域，苦难的隐秘根蒂在于三种心理因素，即贪、瞋、痴的不良之根。传统佛教把三个因素解释为个人痛苦之根蒂，不过把这个看法扩大开来，我们同样可以把它们看成是社会、经济、政治紧张的根蒂。贪欲的普遍化，使世界成为一个全球市场，人们退化为消费者、甚至商品;我们星球的重要资源被人们无视子孙后代的福利，进行着掠夺。瞋恨的普遍化，使国家与种族的差异成为猜忌与敌意的酝酿地，暴力与复仇周而复始地爆发。痴迷的普遍化，使人们根据错误的观念与政治理想，推出以贪与瞋为动机的政策，从而支持了这两个不良因素。

　　面对当今世界如此普遍多样的暴力与非正义，改变社会结构与政策当然是必须的，但只作这样的改变，却不足以走向真正和平与社会稳定的新纪元。站在佛教立场上，我会说，最重要的需求，是一种新的感知模式、一种大同觉知，使我们把他人看成基本上与己类同。这样做也许有困难，我们必须学着脱离坚持自我利益的呼声，上升到大同的视野，从那里出发，把所有人的福利与个人福利看得一般重要。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当前人们固守的个人与种族中心的态度，包容一种“世界中心伦理”(worldcentricethic)，把所有人的福利放在重要地位。

　　这样一个以世界为中心的伦理应有三个指导方针，以制约那三种不良之根。

　　(1)我们必须以全球性的布施、帮助、合作，克服剥削性的贪婪。

　　(2)我们必须以仁慈、宽容、原宥的政策，替代仇恨与报复。

　　(3)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交织的整体，任何地方的不负责行为，可能到处引起有害反应。这些取自于佛陀教导的方针，可以构成一个全球伦理核心，世上一切伟大的精神传统均易于采纳。

　　在全球伦理的具体条文背后，是我们在个人生活与社会政策上必须具备的一种心态。其主要代表为:慈爱之心与同情之心。以慈爱之心，我们认识到，正如我们人人希望幸福和平地生活，一切众生也都希望幸福和平地生活。以同情之心，我们意识到，正如我们人人不愿有痛苦苦，一切众生皆不愿遭受痛苦。当我们如此理解这个人人共有的感受核心时，便会以期望人们待己的仁慈与关怀去对待他人。这个心态不仅必须应用于个人的人际关系上，而且必须应用于团体层次上。我们必须学会把其它团体，看成基本上类似于自己的团体，有权拥有我们希望自己所属团体应得的同等利益。

　　这个世界中心伦理的主张，并非来自伦理理想主义或者一厢情愿，而是建立在牢固的务实基础上的。长期、扩张地追逐狭隘的个人利益，是在破坏我们真正的长远利益，因为这样的方针将造成社会瓦解与生态破坏，伤害我们自身的生存。把狭隘的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下，最终有利于我们真正的善益，后者极其有赖于社会和谐、经济公平、与环境可续。

　　佛陀说，世上一切事物之中，影响善恶的最大力量来自于心。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真正和平，来自于人心的和平与善意。这样的和平仅藉物质进步、经济发展、技术发明是不能赢得的，必须有道德与心智的培养。只有改进自身，我们方能使世界朝着和平与友好的方向改进，这就意味着，人类如果要在这个资源减缩的星球上和平相处，我们面临的不可逃避的挑战，在于理解与把握自身。

　　正是在这里，佛陀的教导即便对那些尚未准备全面接受佛教的宗教信仰与教义者，也有着特殊的及时性。佛陀的教导把人类苦难的根源诊定为心理杂染，从而向我们指明了个人与团体矛盾下隐藏的根源。借着一条道德与心理训练的实修之道，为我们指明了解决世界矛盾的有效方案——即培养自己的心智，正是这个地方，人人可以直接参与。无论持何种宗教信仰，佛陀的教导为我们大家提供了指导方针，在踏入新千年之际，致力于建造一个更和平、更友好的世界。

(完)